美国总统中任期最长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了3届共12年且仅此一例，因为宪法修改后总统不得连任超过两次也就是8年，而最高法院中的约翰马歇尔从1801年到1835年担任了35年的首席大法官。

不过，这一过渡成本有多大，今后遗留后果多严重，立法者是否进行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分析呢？一项基本民事立法尚无力（或无意？）改变行政部门规章和部门利益分割，是否意味着依法治国的遥遥无期？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解释说，按照立法规划，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定《不动产登记法》。较之过去回避问题态度而言，物权法征求意见稿有所转变。

此原则体现了这一点，诸无异议。草案目前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方案：在统一的登记制度建立以前，当事人可以向房产登记机构和土地登记机构申请，一并办理城市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登记。但实践中存在着先占的事实，如捡垃圾（抛弃物）已经从个别现象发展到了一项产业，在江海中垂钓和在山中狩猎野生动物（无主物）等也还大量存在。7、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这里原则性规定的所谓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应该尽量具体化。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此原则确立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国务院索性废止收容遣送办法，既让普通群众为废除恶法而叫好，又帮助人大常委会逃避了违宪审查的重任：审查的东西不复存在，谁还追问它是否违宪呢？ 违宪审查程序涉及到更多的体制、利益和意识形态，似乎启动不得。

它已经沦落为公权力可耻地绑架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打工者的工具，并成为迫害人权的集中营。如果孙志刚之死没有被公开出来，它就无法被讨论，无法被记忆，因此也就无法成为中国法制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同样，违宪审查程序怎样被回避，也没有用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现有的法律条文不仅仅是编制了巨大的体制之网，同时也为民间社会的行动留下了空间。

使每一个参与讨论孙志刚事件的公民看见了自己所获得的现实成果。在整个叙事当中，故意绕过了两次递交建议书的事件，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违宪审查一词。

在我看来，与其说人大常委会错失了启动违宪审查制度的良机，毋宁说，绕过违宪审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一种共谋，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权力技术，一种制度运作的惯常方式，是目前权力结构下最可能的一种选择。网络仍然保持着讨论的热情，而学界对孙志刚事件以及收容遣送制度也给与了更多的关注。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细节，是因为，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权力技术，使得这次公民维权行动取得了某些成果（见王怡，《2003年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宪政、自由、民主、人权的知识和话语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力量，而深思熟虑的权力技术在公民维权实践中，越来越普及开来。

原因当然不是国务院法规全都合宪合法。很多公民已经拿起宪法武器向劳动教养制度、形形色色的房屋拆迁法规、乙肝歧视的规定、互联网管理办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等发起挑战。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很不同的结果：既要运用专业话语，又要审慎地表达。甚至也没有指陈收容遣送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在自由的日常实践中、在争取权利的日常抗争中，自由的技术被创造出来。利用人权、法治等话语所获得的表面的合法性，知识生产者通过官方会议、学术期刊、评论专栏、课堂、网络和私人聚会等无数渠道，展示着自己的话语-权力。

要有全国性，这样才能被各地的媒体转载。要有前沿性，这样才有眼光。

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三年博士同窗期间讨论的继续。但可以想象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各层官僚之间通过话语、权威和个人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讨价还价。这同样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特殊角色。市场的发展伴随着市民社会的产生和成长。整个建议书的文本中没有提到孙志刚事件一字一句，没有列举任何类似的案件事实，没有流露出初闻孙志刚之死时那种震惊和悲愤。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意识形态的紧箍咒在渐渐失效，弥散化的暴力和谎言所支持的个人崇拜也基本上失去了往日的迷狂。

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细节和过程，但看到了权力运作的结果，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由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决定，但同样和极为个人化的权力资源的分配与互动紧密相关。2004-10-25 进入专题： 权力 。

在结社不自由的体制之下，人们必须寻找其它可供利用的制度资源：制度转型所带来的行动空间、知识所带来的行动力量，还不足以带来可欲的行动效果。把《南方都市报》等同于广东省委宣传部、把《中国青年报》当作共青团中央的喉舌，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动态的历史静态化了。

讨论的结果就是后来的违宪审查建议书。这次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收容遣送办法》，也是希望通过行使审查权，让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有一些制衡色彩。

（三）总体而言，我们的社会还太缺少言论自由，太缺少民主沟通的渠道，太缺乏理性和宽容。本来么，都是人民的干部，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方向，有事好商量，有话好好说，何必伤和气。而一旦人权和法治成为流行的政治-法律话语，就给人们提供了假戏真唱的基础。尽管宪法、立法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国务院法规是否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权力，但它从来没有使用过。

总理和委员长在政治局里的排名很可能影响着两个机关的现实地位。） 我是在互联网上得知这个事件的，被太多的痛苦和愤怒折磨得接近麻木的心灵，再一次被震惊。

最初的几稿把收容遣送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及其社会学分析作为附件，而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去掉任何情绪化和政治化的色彩，也去掉法律的实际运作情况，专门进行法律条文的推理。我们选择了类似起诉书的格式：既表明了对恶法的明确态度，又表明了公民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也暗示了我们推理和论证的专业性。

有关部门当然是洞若观火。按照卢跃刚给团中央副书记的公开信中的说法，中国青年报可以为团中央设置垃圾桶，但是决不能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个垃圾报。

记者在编辑部、律师在法庭上、候选人在选区、民间维权者在政府办公室、网民在电脑前，同时展开没有硝烟的战斗。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规则，相互熟悉各自的立场，知道直截了当地陈述意见、不留情面地批评和愉快地妥协。还需要一个媒介来促成或放大知识的传播、民意的表达和行动的意义。再晚一些，孙志刚事件有可能被彻底封锁。

回招一样简单而高明：釜底抽薪。使信息的传播更迅速、更灵活、更隐蔽。

人大常委会不予回应，而在暗中向国务院施加压力。知识分子开始消除恐惧，在行动中面对真实的自我。

一方面它要听命于新闻审查官员的指指点点，面临着被点名、被警告和被封杀的厄运。利用擦边球策略不断地揉搓体制的边界、利用知识和媒介的权力积极地行动，就可以循序渐进地扩展我们的自由，并建设性地推进制度变迁。